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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四个月以后，孟加拉方面军在达卡当地民众的热烈拥护之下，开入这座三角洲平原人口最多的城市，并由巴克塔宣布了孟加拉自治共和国的成立，至此，国大党政府彻底失去了幅员辽阔、人口稠密的三角洲平原，与缅甸毗邻的阿萨姆省虽然还处在国大党政府的控制下，可是孤悬于外，恐怕也支持不了多长时间。孟加拉自治共和国则可以通过海上航线获得来自东共联国家和第三国际的大量海外援助，形势算是彻底变化了。
此后，直到1933年，为了解决印度次大陆上的种种遗留问题，德国政府主张召开第二次新加坡会议，商讨如何重新划定印度次大陆上各个国家之间的国境线，但会议并没有得到第三国际国家的承认，两大阵营之间的火药味愈演愈烈……
第三十三章 锡兰事件
柏林会议和第一次新加坡会议确定了欧战结束以后的世界格局，这样的一个世界体系在当时，也被舆论界称之为柏林——新加坡体系。
在西方，也就是在欧洲，柏林会议重新划定了欧洲各大国之间的领土疆域和具体的国界线，白色俄国和红色俄国隔乌拉尔山对峙，方便了德国进一步控制其在东欧建立的众多卫星国。
意大利的问题直到柏林会议结束以后数年间才算解决，以都灵为首都的意大利社会主义共和国幸存了下来，奥匈帝国虽然还控制着威尼斯和伦巴第的傀儡政权，可这也意味着哈布斯堡王朝在欧战中付出巨大代价且几乎没有收获任何值得一提的战利品，帝国在战后经济上越发成为德国的附庸，外交政策也频频受到来自德国的干预和训令，已经难以称为一个有世界级影响力的大国了。
巴尔干的混乱形势在战后十年来稍稍平息一些，法国和英国也在战后十年通过社会主义革命重新崛起，并日渐展现出更加自信和富有进攻性的外交姿态，这给德国在欧洲的战略增添了许多压力。
中国的外交部门对欧洲局势十分关注，可决定了中国以及整个东亚联盟外部环境安全的还是第一次新加坡会议。
新加坡会议将德国的势力范围限制在新加坡以西，担任中国外交部长一职长达十多年的唐绍仪，就把新加坡会议的重要性抬高到国策高度，他曾引用过唐宋历史明确中国将德国帝国主义势力排除在海峡以西的重要性：
“……武周、玄宗两朝对边疆的用兵，一个重要的战略意图就在于隔绝西北二虏，使北方的突厥和西方的吐蕃势力范围不能直接相接，因而即便唐朝在安史之乱以后国势中衰，外虏也不能直接进入中原；宋代对河西缺乏足够的战略重视，坐视辽、夏相接，互为遮为蔽，元丰多次对西夏用兵，都因为契丹的干预失败，足证问题……”
新加坡会议对当时的中国人民来说，其实是有一些失望的，联盟舰队最终也没能夺取海峡的控制权，更没能保障东共联商船队在印度洋的航行安全，使第三国际东方、西方两大集团间的贸易往来，始终受到德国海军的监视和制约。
但唐绍仪认为会议能把德国海军主力限制在印度洋，已经十分不错，这起码使印度洋的德国和太平洋的美国势力不能直接接壤，婆罗洲共和国在1928年正式加入东亚联盟以后，中国对南海的控制权又大大增强，由古晋和文莱出发的红海军潜艇，也可以很大程度上绞杀美、德两国在亚洲的联系。
所以，这场会议的结果，总体而言对中国还是比较有利。
德国数年来一直对新加坡会议的结果并不满意，德国东方舰队曾多次制造摩擦事端，试图造成既定事实，强行控制新加坡。
在马六甲海峡，几乎每年都会发生中国商船和德国商船间的碰撞事件，德国海军强行扣压中国货轮的事情也不在少数。
特别是在中国接受英国海军舰艇技术转让的时候，德国东方舰队就曾经在锡兰岛扣押了英国运往中国的两台用于建造战列舰的超大型水压机。
1932年，事态更为恶化。
一艘隶属于中日联合远洋运输公司的货轮漳州号，正按照这些年来例行公事的固定航线，从海参崴出发，经过釜山、青岛、上海、广州以后，航行经过马六甲海峡，仅在新加坡补充燃料以后，便将一路开向苏伊士运河，然后穿越整个地中海海域以后抵达法国的马赛，在当地卸下来自中国的大量小五金工业品以后，装上英国和法国向中国输出的各类机床设备以后，再按原路返航。
虽然这时候孟加拉地区已经被联盟军解放，巴克塔等们孟加拉方面军的高级领导人，正在达卡筹划准备建立孟加拉自治共和国，但这艘货轮还是按照一贯的计划，穿过马六甲海峡以后不做停留，照旧航线经由锡兰岛后一路开向红海，并没